“捡秋”又被称为“拾秋”，原本是指秋收后农民到田间地头捡拾遗落果实的活动，后来随着大众旅游尤其是乡村旅游发展，“捡秋”变为一种游客喜爱的旅游体验。今年国庆中秋假期，多地继续上演了“捡秋”游场面。例如，内蒙古的“土豆狂欢”，大批游客来到土豆地“捡秋”，他们弯腰捡拾遗落土豆的身影与农民挥动铁锹收获土豆的姿态交织呼应，汽车后备箱里的蛇皮袋装满了城市人对土地的眷恋。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开篇即言“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种“乡土性”的核心是人与土地的深度绑定。农民靠土地生存，土地是文化认同的根基。“捡秋”这种农耕活动，如今以更加鲜活方式延续下来。对农民而言，土地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安身立命的“精神原乡”。而城市游客的参与则赋予了“捡秋”新的意义。在城市里待久了，就想蹲在田里感受泥土的温度，游客“捡秋”体验的是“春种秋收”踏实感。这种体验式参与是现代人对乡土文明的“情感反哺”。游客们弯腰的身影既是对土地的致敬，也是对“根”的追寻。他们未必真懂农事，但通过参与“捡秋”完成了对乡土文化的认同，被捡起的“果实”从“生存作物”演变为“文化媒介”。当前，内蒙古各地推出的挖土豆、烤土豆等旅游项目是对乡土资源的文化再“编码”，当土豆从田间走向游客的后备箱，“乡土中国”便获得了更加丰富的表达。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是理解传统乡土社会关系的关键。传统的乡土社会关系通常是基于血缘、地缘扩展开来，亲疏有别，呈现“差序格局”，而在内蒙古的“土豆狂欢”中，游客与农民在土豆地里和谐共处，跳出了血缘、地缘关系，变为基于需求、兴趣、信任的“随机联接”。传统“差序格局”中的信任建立在长期共同生活的“熟悉”之上，而在土豆地里，信任源于“场景共识”。游客只捡小土豆、不破坏未收的庄稼，农民也相信游客不会哄抢、会尊重劳动成果。这其中充满着心照不宣的、富于规则意识的现代契约精神。当然，传统“差序格局”并未完全消解，而是在与现代元素碰撞中形成了更具弹性的“混元模式”。

传统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秩序维系依赖“礼”。费孝通认为，“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农民的热情好客是“礼治”伦理的自然流露。在内蒙古的“土豆狂欢”中，游客自觉控制捡拾数量，主动清理垃圾，甚至留下小额“心意钱”。这种默契并无“明文规定”，却因“礼治”伦理而有效。但“礼治”并非万能的，游客数量激增，或个别游客举止不文明，也难免会产生矛盾。此时法治开始发挥作用，约束不文明行为。这种“礼治为基、法治兜底”的治理模式，既保留了乡土社会的温情，又弥补了其规范性不足的缺陷。

“捡秋”游将生产空间变为体验场景，这种转变验证了乡村振兴路径的多元化。当农业的“生产属性”与“文化属性”同时彰显，当乡村资源与城市需求更精准对接，传统乡土社会可能走出更具韧性的转型之路。